除了爱情之外，婚姻关系最能体现个人的利害关系，多数女性对结婚条件的追求往往反映某个时期人们一定的社会价值取向，而婚谣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这一现象。由于时空的变迁，历史上的一些民间婚谣，现在看来让人忍俊不禁，但好笑之余，却值得人们思考、品味。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流行的婚谣是：“根正苗红正式工，最好是个子弟兵。历次运动表现好，家庭出身是雇农”。那个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富、反、坏”等“牛、鬼、蛇、神”和“右派”分子都是“专政”对象，时不时地还会冒出“保皇派”、“走资派”等等帽子，一不一留神就可能出问题，因此，要想“历次运动表现好”实属不易。当时大家都比较“苗条”，不存在减肥问题，不讲究高、矮、胖、瘦、俊、丑，而首要的是“根正苗红”，也就是家庭出身，最好的是子弟兵，可以规避地方上的各种运动。那时“正式工”（只有国营和集体两种）和临时工地位的不同有如天壤之别，也是择偶要件。但透过政治、经济因素的背后，其实质是对安全感的追求。
七十年代初在闽南地区流传着含有佳偶排序的民谣（闽南语）：“一杀猪（含卖猪肉的）；二司机；三书记；四门市……”。“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民生物资极为匮乏，老百姓生活必须品大多须要各种票证，凭票供应。于是，具体掌握生活资料特殊支配权和在物资流通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工作者成了香饽饽，杀猪、卖猪肉的成了最让人羡慕的职业之一，现在看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现实的，那时每周能吃到三两猪肉已经成了奢望；每日清晨，猪肉摊前买肉的人群排成长龙，稍迟一步，有票证的也买不成。所以，“好女嫁杀猪郎”不在话下。司机也很吃香。由于那时交通运输落后，物流不畅，造成不同地区之间农、副、渔产品存在较大的差价，司机从中可以得到实惠。当时福州地区也流传“一‘嘟嘟’（司机）；二杀猪……”，可见司机的地位很高。书记虽有一定的权力，但在“文革”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派性斗争激烈，随时都可能被当成“走资派”或以“莫须有”罪名拉下马，加上“文革”前期，“当权派”被批斗、戴高帽游街的影响，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其地位反不如杀猪和司机了。当时在“门市”上班、当营业员，享受着垄断经营的极端好处，既可以“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还可以“走后门”，顾客都有求于营业员，营业员才是“上帝”，故地位较高，现在如果再这样，就要喝西北风了。
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崭新的改革开放时代，流传着这样的婚谣：“一无父母，二无兄弟，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车、手表、收音机），四季来财，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八十块，八面玲珑”。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结束，社会逐渐走向正轨，但百废待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仍很低，拥有“三转一响”和月收入七八十元的经济条件已是理想佳偶；审美方面比“文革”时代有进步，但也只要求五官端正；唯成分论已被抛到脑后。这首婚谣同时也反映了经过“文革”浩劫之后，人们不讲孝道、淡漠亲情和追求实惠的社会现象。
八十年代中期比较有影响的婚谣是：“本人有职称，官场指日升，长相过得去，烟酒从不动；宁嫁年老的海、落、空（海外关系、落实了政策、空空一人），不要年轻的大学生”。恢复高考后，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被喻为“天之骄子”，时尚女青年以当“大学生夫人”为荣。转眼数年，发现一般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很低、经济拮据，过的是捉襟见肘的紧日子，显然低于人们的期望值。而有职称和“海、落、空”之类更能带来实际利益。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文革”中曾经谈“海外关系”色变，这一时期变成了谈婚论嫁的重要砝码。
九十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婚谣是：“本人能赚钱，家里挺团圆，住房不用愁，电器样样全。年龄大小不重要，有才、有房、有钞票。只要日子过得好，东西南北跟你跑”。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两次经商大潮，有所谓“十亿中国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组建家庭也讲究以经济为中心，经济好则“一俊遮百丑”。这首婚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小康生活的热望。八、九十代年出现不少爆发户，社会上流传“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女人走投无路就结婚，男人无路可走就离婚”，经济上的成功人士包养“二奶”、“三奶”的在报端上时有所闻。这首婚谣有讲求“德财兼备”的味道，即除了能赚钱之外，还能顾家，讲求家庭团圆和谐。尽管如此，讲财的味道和功利色彩还是比较浓重，婚姻方面追求实惠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这也是导致离婚率大幅上升的重要因素。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弹指一挥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衣食堪忧的票证年代，到丰衣足食的小康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宏大的历史潮流中，民间婚谣只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所反映的内容无疑是很有限的、片面的。但从民间婚谣的演变，我们仍隐约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历史车轮和不可抗拒的时代脚步，看到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与巨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