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是一方之百科全书，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历隋唐五代之图经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宋代进入定型成熟阶段,而最终在清代达到全盛时期。清代各地的地方官都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上任之初即抓修志是较普遍的做法。台湾在历史上比较特殊，它纳入中国统一版图的时间比较晚，在清康熙以前，明郑虽曾建立比较完备的建置，但因在台湾施治时间较短，没有编纂过方志。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正式在台湾置府设县，随即也开始了地方志书的纂修。
台湾方志之编纂，肇始于清康熙二十四年蒋毓英的《台湾府志》。据有关资料记载,其时蒋毓英在康熙二十三年首任台湾知府，恰逢清政府通令全国纂修地方志，以备一统志采辑，蒋氏便与凤山知县杨芳生、诸罗知县季麒光合修《台湾府志》，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已经写成初稿,后又不断增补,但未能及时刊刻。四年后蒋氏升迁离台,以致在台湾绝少有人知道这部志书，而把高拱乾修的《台湾府志》列为台湾最早的府志。1985年，大陆出版了蒋毓英《台湾府志》的存世孤本，终于使这部长期被埋没无闻的台湾第一方志得到其在清代台湾方志编纂史上所应该占有的重要地位。
从方志体例上来说，蒋毓英所修的《台湾府志》为纲目体。此体是将全书的内容分为若干目，一般称“卷”。先分大门类，门下再分细目，大类称“志”，“志”分若干“目”。蒋志共分十卷，但卷下并无分“志”，而是直接列二十五目，内容涵盖沿革、山川、物产、风俗、规制、赋役、祀典、学校、官制、人物、古迹、灾祥、扼塞等等，不一而足。初归清朝版图的台湾草昧初开，无文献之征，蒋毓英等初履斯土,即着手修纂台湾方志,并且费时无多即能成功,实非易事。更难得的是，这部台湾第一方志以征信为基本出发点，充分体现了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三大功能，在保存史料、弘扬儒术以及倡导风气、树立规制等等方面对台湾日后方志的修纂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一、存史
由于是首部府志,一切都是开创,资料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并无前人的积累,所以与他处修志相比,难度显然就大得多。至于修志的内容,亦大多从实际出发,很注意现实问题，且编撰者态度严谨，“自沿革分野以及草木飞潜，分条晰目，就所见闻，详加搜辑”“旁参博考，订异较讹，”因此蒋志中保存了不少清初台湾社会基本情况的珍贵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初，许多朝廷官员对于地处海外的台湾没有太多的了解，只有亲历其地的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而蒋毓英则在《台湾府志》“物产”一门中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记载，开列了418种地区产品,并记述了它们的生产条件,物产形状、用途以及部分物产的产地等等。其中，粮食作物有稻、麦、黍稷、菽4大类、30余个品种，蔬菜有40几个品种，水果有20多个品种，还有丰富的水产品和家禽和家畜。手工业产品有：盐、黑砂糖、白砂糖、冰糖、气酒、老酒、番仔酒、菁靛、藤皮、白灰、木炭、绵布、苎布、麻布、毛被、鹿皮等，可见当时岛内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品种相当丰富，“以渔以佃，固可迁有以易无；满篝满车，亦足耕三而余一。虽云僻壤，宁让中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施琅平台后之后，政权的更替对台湾的开发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使地方经济一度出现衰退的景象。蒋毓英在《台湾府志》中记道，清政府接受后全台底定存册的田园面积只有18454甲，与原来“伪额”相比，减少了近四成（原来官佃田园、文武官田园共达30053甲）。另一方面，人民生存的自然条件也还十分恶劣。“凤山以南至下淡水诸处，早夜东风盛发，及晡郁热，入夜寒凉，冷热失宜。又水土多瘴，人民易染疾病。自府治直抵诸罗之半线，气候亦与台邑等。半线以北，山愈深，土愈燥，烟瘴愈厉，人民鲜至。”因此当时台湾的开发主要还限于台南附近一隅之地，中部和北部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发，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地广人稀，萧条满眼，蕞尔郡治之外，南北两路，一望尽绿草黄沙，绵邈无际。故郭外之乡不曰乡，而总名之曰‘草地’。荒村野火，于丛草中见之。草地之民所居之屋，皆诛茅竹为之，无木梁瓦盖，经年即坏。风吹卧榻，雨滴寒厨，劲风积霖，多倾巢之恐。男女无完体之衣，适口乏肥甘之味；衢路衣冠，偶或遇之，疲癃惨淡之状，不堪睹闻。”
所以，清初台湾虽设立三县，但除了附郭的台湾县之外，南北二路的凤山县和诸罗县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连县治所在也是草莱一片，“规制”里记载，凤山县城、诸罗县城均“尚未建”。
蒋志中有一些特别可贵的资料是其他志书中未曾记载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在清代前期自高拱乾至余文仪的5部台湾府志中关于汉人的户口只是交纳丁银的成丁男子的人数，而不是在台汉人居民的实际人数。由于资料的欠缺，以往学者在研究清前期（道光以前）台湾人口时往往只有两组数字，郑氏时期的12万人及嘉庆十六年（1811）的1944737人；或1860年的20万人及1810年的200万人。而在这中间长达130年的时间内，台湾人口的资料几乎是一片空白。而蒋志卷七中则记有当时台湾府实际人口以及男女各自人数的统计资料，“实在民口三万二百二十九：男子一万六千二百七十四；妇女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五”，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人口提供了重要的数据。
蒋志中还普遍记述明郑旧事,这也是蒋志的一大特色。由于郑氏政权是清政府的敌对政权，因此在清朝的正史中极少保留关于郑氏政权在台湾的资料。而蒋氏抱着对历史负责的宽广胸怀，据事直书，不仅记录了诸多明郑占据台湾期间的史料，如人口、田土、赋税等，还从侧面记述了当时清郑双方斗争的一些情况。如清政府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曾运用了多种策略，其中之一就是招降郑氏集团将领，分化其统治集团内部。蒋志中在《人物》“勋封遇难”、“节烈女贞”篇中，对受傅为霖事件牵连的沈瑞一家遇难的经过记述颇详，使这一段“史不多书”的壮烈事迹得以流传。
二、资治
传统儒学原就重视政治实践，此种意见在“经世”思想兴盛的清初时期，尤为普遍，深受“儒学”传统影响的蒋毓英自不例外。他所纂修的《台湾府志》以发扬儒家伦理和致用世教为目标，有着“资治理”与“辅治”的作用，为日后台湾方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上“资治”的本义,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我们在蒋志中常见关心实际事务以及实际施政的文字,均为蒋毓英亲历其地，进行详实而周到的调查研究后提出的“经理台湾”的正确主张，这些文字为后来的地方官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如“儿童……虽有颖悟杰出之姿，亦言不及义，而好行小慧，深可惜也，亦可虑也。若不亟设学校，开科取士，动其功名之念，恐无以格其非僻之心矣”；“台、凤、诸三邑文庙，文治攸关，亟宜建造”；“窃计台湾之形势，欲内安必先守山；欲外宁必重守水。守山之法劳而易；守水之法逸而难”等。
阅读蒋志，使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蒋毓英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爱民如子”的高尚情操。蒋毓英深深懂得“为政之道，首重利民”的道理。因此，对于利民之事，他皆事无巨细地采编择录。如《风信》篇不仅详细记述了台湾一年之中风信的种类、名称、特征、发作的时间、规律，还特别记载了前人根据经验总结出的预测风信的方法，“船人视天边点黑如簸箕大，则收帆严舵以待之，瞬息只须，风骤雨至，随刻即止。若预待少迟，则收帆不及，而或至覆焉”；“天边有断虹，亦将颱至”；“昏夜星辰闪动，亦大风将作”；“土番识颱草，此草生无节，则周年俱无颱；一节，则颱一次；二节，二次；多节，多次；无不验者，今人亦多识此草”等等。这是因为台湾地处海上，渔业比较发达，但大海波涛变幻莫测，渔民常常人舟俱覆，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因此蒋毓英特置《风信》一篇“附于舆志之中”，“纪之篇章，垂之典籍，使人皆指掌知所趋避焉”。又如他从当时台湾汉族人口中男女人数的不平衡，隐约认识到男女比例失调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又男多女少，匹夫猝难得妇，生齿奚能日繁？……盖缘地瘠而民贫，民贫而俗陋，诚可悲也，亦可念也”，体现出地方政府应采取鼓励政策增加劳动力，加快土地开垦的思想。可惜后来由于清政府禁止偷渡和禁止赴台携眷的政策，造成了台湾性比例失调的现象日益严重，对台湾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历史事实从反面证明了蒋毓英的高瞻远瞩。
蒋毓英还特别留意台湾土著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民番关系，他注意到“诸罗之新港、萧垅、目加溜湾、麻豆、哆咯国、大武垅等社，去府治颇近，多事耕田，犹能以钱贸易。余社则以其所有，易布、絮、盐、铁之类于社商而已。凤山之下淡水等八社，不捕禽兽，专以耕种为务，计丁输米于官。”可见由于汉人来台增多，双方接触日益频繁，当时的平埔族已开始了其汉化的进程。而在鸡笼一带，则“寄命于通事，而通事多无赖奸民，托身远社，不免朘番以自肥。番苦则怨，怨则争杀易起，道里艰险，非一役一卒所能制。先事之图，所宜急筹也。”指出要处理好民番关系，禁止汉人通事压榨土著民族的行为，同时要加强防务，因为“鸡笼突处外洋，为诸夷经行之道，……利害所关，诚非浅鲜。……实扼全势，不可以不守。”
三、教化
台湾初辟，百废待兴，作为首任知府的蒋毓英尤其关注吏治民生，日图补偏救弊，举废饬新。他深入民间，细致地体察民情实况，发现岛上颇多“不善之俗”，如汉族移民中存在着“赌博恶业”、“聚众结党”、“扛帮词讼”、“婚姻论财”以及“佞佛谄鬼”等恶习，影响社会安定。对此蒋毓英深感忧虑，为了尽快净化社会风气，蒋毓英提出用文化教育手段对当地乡民施以教化。他说：“若夫端风化，正人心，导之以节俭，示之以防闲，重廉耻而敦礼让，涣然成文物之邦者，是当望有成于三年，俟后仁于必世，非旦夕之间可以为过化存神也！”并且身体力行，带头在台湾府捐资兴办教育事业，不但修整府学，还建立社学三所，“两在台湾县东安坊，一在凤山县土墼埕，……延请师儒，教诲穷民子弟”，是为台湾社学建置之始。同时，他还捐俸置学田，“备农具，募佃开垦荒田，以为周恤贫生之需”，并且提出“台、凤、诸三邑文庙，文治攸关，亟宜建造”。蒋毓英为着台湾教育事业的振兴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其后的继任者都以他为榜样，十分重视台湾的文化教育事业，使儒家思想在台湾得到广泛传播。
从蒋志中所记载的内容上看,我们不难看出他的重点是放在关系造福苍生的实际施政问题上，如：如何促进本地的开发,提高文教水准,移易民‘番’风俗以及加强伦常教化，注意各地的防务,等等,这些问题对新辟不久的台湾地区而言,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蒋氏也有借这部《台湾府志》以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目的的寓意，诚如季麒光在《台湾志序》中所说：“以此志上陈皇御，凡艰难琐尾之情形，草昧混茫之气象，圣天子恻然轸念，当有殊恩旷典，恤此一方民，谓台湾之志即监门之图可也。”正因为蒋毓英实心为政，恤民报国，所以深受台湾人民的爱戴。当他任满报迁湖广邮鹾道时，“台人士皇皇若失，涉汪洋重茧诣大中丞告留。……荣行之日，攀辕送者无虑数千人，咸感泣数行下；公慰抚之，亦涕涔淫不自禁。既去，郡人复就公所建书院，塑像祝之；以比周人之爱甘棠云。
金无足赤，志无完志。由于《台湾府志》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数月之内就完稿，且在台湾并未刊发，仅为“草稿”，因此不免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体例和内容的缺失上。
1、体例不够完备。如该志没有序跋、凡例，导致了一些资料的缺失。按照惯例，序言中会涉及修志的宗旨,编纂的经过,修志的要求,修志的难度,成书的时间,刊刻的过程,版本的流传等；而凡例阐述的是一部书的著作宗旨、所用体例、材料取舍及诸多有关原则性的问题,因此亦往往反映出一部书作者的观点和方法。这些都是我们了解一部方志纂修背景必不可少的条件。此外，据安徽省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庐江县志》主修、庐江知县吴宾彦在《庐江县志•凡例》中记载：“兹有康熙十一年奉旨，凡各省纂修通志俱照河南、陕西定例，有图有表，有志有传，固不敢有缺略……”“定例”固然有其僵死的弊端，但图表志传诸体并用显然是有益的。蒋志中缺乏图表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遗憾。
2、分目有欠严谨。由于蒋志并没有分“志”而直接列“目”，因此导致有些内容归类不当。如他将水利归在“叙川”一目就有欠斟酌。“川”一般指的是自然界的河流，人工修建的水利似应归到卷六“规制”一类。卷十中的“扼塞”与其他两项“灾祥”、“古迹”也不宜归为同一类。
3、内容不够全面，准确。有一些内容未曾记载，如“艺文志”，盖受当时条件的制约而未能录入。另外记载间也有一些谬误。
结语
综上所述，蒋毓英在纂修《台湾府志》时继承了我国古代修志的优良传统，能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度精选材料，以征信为基本出发点，保留了清初台湾地区大量丰富详赡的宝贵地情资料，充分体现出传统方志“存史、资治、教化”之三大功能，对台湾日后方志的修纂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为台湾的方志学奠定了优良基础。因此尽管志书在体例和内容上有一些缺失,但它在台湾方志发展史上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蒋毓英与他的《台湾府志》在台湾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