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前，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是谦虚和清醒的，“八大”新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行动指南，是他本人坚持的结果。50年代末以后，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升温，毛泽东思想也被不断地拔高、突出，“文革”达到了顶峰。一贯厌恶个人崇拜，但又认可这种崇拜的矛盾心理伴随着晚年的毛泽东。
一、
毛泽东思想概念及其内涵的提出是在延安时期，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深化和成熟的时期，也是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到全党承认和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断上升的时期。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争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共在1942年后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当时，在党的高级干部中集中开展了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许多人切身地感到：“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①于是一致认为应该以党的决议形式，将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概念化、系统化，向全党宣传，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张如心的文章《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首次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之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相继发表文章和报告，明确指出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革命家。其中，刘少奇在1943年7月5日所做的《清除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中，还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7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经过毛泽东等人多次精心修改。《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决议》虽未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通过与“左”倾错误的对比阐发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实际上已经初步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归纳。一个月后，中共召开“七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并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精辟的概括和分析。“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
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偏向。”
“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共历史上的里程碑，其意义不亚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形成及被全党接受为指导思想，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条千回百折的道路。在中国，空洞的、教条式的马列主义行不通，只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列土义才能救中国。“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一种亚洲形式，……他创造了一种中国式或谓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②将这种马克思主义冠之以“毛泽东思想”是最科学最恰如其分的，也是全党所公认的。如果说在瑞金时代和在延安时代的初期，党内还有人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意义有过怀疑和反对的话，那么，正如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对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也有他独到的见解。首先，毛泽东很谨慎地对待这个理论的提出。1943年，毛泽东50周岁，党内一些同志提议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宣部长凯丰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毛泽东。4月22日，毛泽东复信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3其次，他申明，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党校学员讨论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自己发表意见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干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4再次，他不同意用“毛泽东主义”
的提法。1948年8月，吴玉章准备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想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他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毛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汗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的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5
由此可见，延安(包括解放前夕)时期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毛泽东思想归个人所有，而把它看作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为全党所共创共有；除此，他还认为他的思想就是“马列”，不能在马列主义以外还搞什么“主义”。联系到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结论中所说的一段话：“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6从中可以看到，处在战争环境中的毛泽东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反对突出个人，不允许党内有歌功颂德现象；他虽然接受了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不据为已有，也不准人们进行夸大宣传，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戒骄戒躁，虚怀若谷的优良品质。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地位的改变并没有使他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解放初期除了继续宣传毛泽东思想和赞扬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做的巨大贡献外，还出现了一种倾向，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国际化。1949年11月6口，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开幕词中说：“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洋东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可能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予取解放的基本道路。”○71951年，为纪念中共成立30周年，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一文中也说：“毛泽东思想不仅有中国意义，也不仅有亚洲的意义，并且对于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普遍的意义，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宝库的新的贡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有系统地、典型式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的，因而也一般地解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这种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81951年10月到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先后出版，井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发行。对于向国外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他不止—次地提出“对外宣传不强加于人。”○9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同拉美一些党的代表谈话，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10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建国初期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列提，对此，毛泽东也持异议。1951年7月，陈伯达写了一本《论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毛泽东严肃指出，不要用这个书名，并说：“我们中国不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我们要谦虚，我们执行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11该书后来改名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1955年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我的是分店，总店还是马克思列宁。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121954年，毛泽东正式向中央提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
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同年12月，中宣部还为此专门发了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13
1956年召开的“八大”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对中国革命30余年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可是在筹备“八大”时，毛泽东再一次郑重建议在党的正式文件中不要用“毛泽东思想”，结果，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八大”毛泽东却一再建议党不要再提？笔者认为，除了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一直坚持的谦虚谨慎，不突出个人的传统以外，还有两个背景：其一，如果说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能独创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等——系列与苏联不同的中国革命经验的话，那么，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切对毛泽东来说却都是崭新的课题。与晚年的毛泽东不同，建国初期的毛泽东还保持了战争年代那种民主、虚心、不固执己见的作风，对于自己不懂或不熟悉的东西，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急于表态，不搞强加于人。所以，毛泽东认为，这个时期不宜再提毛泽东思想，还是提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较妥；其二，建国后，中国身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应该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彼此尊重和协调。苏联是列宁主义的发源地，东德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我们再提出个毛泽东思想，并且与马列主义并列，人家会怎么说呢？毛泽东说的“以免引起误解”应该指的就是这个。
二、
50年代末以后，随着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开展，党的路线和政策逐渐滑入“左”倾的轨道，“八大”确立的正确路线已无形中被否定。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14这时，党内一些别有用心，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对“八大”关于“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15的指示置若罔闻，也置毛泽东自己多次对党的建议于不顾，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将毛泽东思想不切实际地任意拔高，贴上种种光彩耀眼的标签。表现在：一曰“顶峰”。早在1958年夏，康生在北京政治教师大会上的报告中就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6又是他，在1959年的一个会议上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171960年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在今天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顶峰。”○18二曰“最高指示”。1965年12月21日，林彪在一个指示中说：“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19还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20至于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彪等人则大肆鼓吹“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一套所谓“捷径”。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说；“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立竿见影。”○21同年9月，他又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从头到尾一篇一篇地读不是好办法，还是活学活用好。”○22
对于林彪、康生等人所掀起的不断升温的个人崇拜和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1964年9月30日，刘少奇在给江渭青的信中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给刘少奇批示：“看了你的信，觉得实在好。”○231960年3月25日，在中央天津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昨天在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营业额多了一点就说成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24彭真说得更明确，1960年1月，他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说：“我们不要宣传毛泽东同志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高峰。是不是伟大，是不是高峰，不能自封。”○25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由于对形势判断的失误，使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26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他的晚年逐渐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开始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27但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错误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与“文革”中的毛泽东相比较，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在当时党内阿谀奉承的风气日渐盛行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冷静和约束的。在对“毛泽东思
想”的认识上，虽然比“八大”有所后退，比如，他重新接受了党的文件中“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基本上还坚持了“八大”前的一些主张。如1960年12月20日，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昔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8其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一句，是毛泽东亲自加进去的。再如，1961年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意见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列。井对报纸宣传中的提法明确规定：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单独可以讲。如果把马列主义合到一块儿讲的时候，应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要写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29应毛泽东的要求，196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检查报告》，其中说：“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有些文章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30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还说：“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31同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也说道：“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321961年，毛泽东还指示有关部门，要编刘少奇的著述。○33
不可否认，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林彪等人推行个人崇拜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党内的个人崇拜风气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是并行不悖的，个人崇拜对我们党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之，极“左”错误的发展也促使个人崇拜不断地升级，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文革”开始后，个人崇拜恶性发展，演变成新的“造神”运动。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利用广大群众被运动所煽起的对领袖的狂热，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有：“天才”说。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34“三个里程碑”说。1967年5月18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提出：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四个伟大”说。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说：“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35还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说，等等。至于毛泽东的塑像、雕像、语录、像章，更是铺天盖地，无处不有，无人不有。
一贯反对突出个人，不喜欢“歌功颂德”的毛泽东，为何在“文革”中却耐受了如此汹涌澎湃的对他的崇拜浪潮？在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可以找到部分答案。斯诺问毛泽东：“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毛泽东回答说：“那个时候(指文革前夕，笔者注)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期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36由此看来，毛泽东接受对他的个人崇拜，其目的在于动用其领袖的人格力量来发动群众，打倒原本不存在的他的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么能否就此认为毛泽东完全改变了他过去很长时期中对个人崇拜所持的态度呢？不可否认，长期革命斗争对他的熏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生前死后判若两人的评价对他的启示，他的政治理念，都直觉地告诉他，把他吹捧上天的人未必就是忠于他的人。接受他原来一直反对接受的东西，使他的内心变得不平静，甚至是苦楚。在“文革”全面爆发前夕的1966年7月初，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封信，其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笔者注)一吹，全党给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指林彪，笔者注)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37尽管毛泽东当时的心绪对外人来说始终是个迷，但在这封信里却实实在在流露出他沉重、复杂甚至愤激的心境。紧接着这封信，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道：“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381967年12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大树特树的提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391970年12月，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道：“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一概辞去。”○40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很好的意见不仅不能通过正常渠道传达到外界，而且连毛泽东自己对当时的形势也控制乏力。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一旦为野心家集团所控制和利用，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既从内心里厌恶个人崇拜，又需要利用个人崇拜来发动群众反对“走资派”，来跟着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矛盾心理伴随着晚年的毛泽东，使他在这个“隆圈”中无以自拔。这不能不被看作是毛泽东晚年一系列悲剧中的一个。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和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史给予我们许多启示，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大有益处。
注释：
○1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2刘少奇1947年1月5日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刘少奇年谱》(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页。
○3○5○9○11○12○13○16○17○20○21○23○25○28○29○30○38○39《四十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提法》，北京市委党校《理论学习》1980年第6—7期。
○4《社会科学研究丛刊》(16)，1981年7月四川社科院版，第110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3页。
○71949年11月16日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的开幕词，《刘少奇年谱》(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8陆定一：《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1951年)，《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7页。
○14○2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15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18○19○22○34○35《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战士出版社1968年版，第16、45、3、1页。
○24《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27《邓小平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页。
○31《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32《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国史全鉴》，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4页。
○33《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4期，第111页。
○36○40《毛主席会见斯诺谈话纪要》，转引自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页。
○37《毛泽东1966年7月给江青的一封信》，转引自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