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宋代漳州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市场发达，加上港口条件较好，人们已经掌握了较多的潮汐知识与航海技术，所以出现了不少专门经营海内外贸易为生的海商，贩运丝绸、瓷器、茶叶到高丽、日本与南洋诸蕃国，也从南蕃贩入各种香药，是宋代漳州商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宋代漳州海商人数不多，资本规模不大，还处于发展阶段。
关键词：宋代；漳州；海商；海外贸易。
福建海商研究，最早开始于日本学界。森克己《日宋貿易の研究》（勉诚出版社，1986年）、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年，中译本台北稻乡出版社，1997年）分析了包括泉州海商在内的福建海商贸易路线与贸易商品种类、方式，土肥祐子《宋代的漳州商人——黄琼与林照庆》（《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略述了宋代漳州海商与寺院关系密切的特色以及南外宗正司与海外贸易的关系；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者也开始重视海商研究，陈高华《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以郑麟趾编纂《高丽史》记载为依据，分析了北宋时期泉州舶商在高丽的贸易情况，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第三章《宋元时期福建海外交通的繁荣》第四节《福建海商的崛起及其经营形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论及宋元时期漳州海商的构成及经营状况，刘文波《宋代福建海商崛起之地理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从陆路交通、海路交通技术以及区域港口地位上升三方面分析了海商崛起之原因，但是这些成果没有全面分析宋代漳州海商的发展状况。本文从宋代漳州的经济基础与港口条件、贸易路线、海商构成与经营、贸易商品四个方面来略述宋代漳州海商的发展。
一、宋代漳州的经济基础与港口条件
宋代福建路海岸线较长，所谓“东南富山水”、“一一渡海舶”。靠海的州军称为下四州，即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漳州在福建最南端，与广南东路的潮州交界，所谓“八闽惟漳极南，枕山襟海”，或如宋人云，漳州为福建路“控带山海”之地，其“东南薄海，联络上下数百里”，“风帆浪舶，往来冲集要害之处”。宋代漳州的郡名为漳浦郡，下辖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四县，其中龙溪县、漳浦县临海，而龙溪县管辖的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市、南靖县、平和县、华安县，漳浦县管辖的范围大致涵盖今天的漳浦县、云霄县、东山县、诏安县。
漳州于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十二月九日设立，陈元光为第一任州刺史，率领僚属“剪荆棘，开邨落，收散亡，营农积粟，兴贩陶冶”，即所谓“通商贾，积财谷”，漳州的经济开始发展。同时，漳州的人口也随之增长，唐开元年间（713—741）为1690户，元和年间（806—820）为1343户，至宋代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增至“主19730户，客4277户”，合计23963户，元丰年间（1078—1085），主户户数达到35920户，客户户数达到64549户，共计100469户，即在北宋前一百年间，漳州的户口数就增长了近5倍，相应地，漳州的经济总量应该也有较大的增长。尤其是靖康兵燹之后，大量北人南奔，漳州自“中兴以来，生齿日繁，漳之事物，益非昔比”，经济更加繁荣，新的市镇税场不断增加。如北宋漳州除了在城税务之外，新兴的市镇税场有龙溪县的海口镇（即月港镇）、清远镇、峡里镇以及吴惯、沐犊、中栅三盐团，漳浦县的敦照镇、南诏场以及黄敦盐团，龙岩县的大济、宝兴二银场，宋朝廷在这些地方分别设有海口务、峡里务、习德务、清远务、敦照务、耕园务、火济场等税务机构，其每年税收额分别如下：
火济场：三百四十六贯八百七十五文；耕园务：一百一十七贯四百八十三文；清远务：一百三十六贯九百三十一文；峡里务：五百一十四贯五百九十九文；习德务：八十五贯三百七十一文；敦照务：六十二贯九百三十七文；海口务：一千三百九十一贯五百三十九文。
这几个税场中，至少敦照、海口是海港市镇，有固定的税额就说明这些地方的海上贸易比较频繁，有一定的贸易规模，所以官府才会设置税务。而且在北宋前期，漳州的土产有海舶、香药，说明漳州的造船业发达，当地应该有一定数量的海商，而且应该有蕃商来这里进行数量可观的香药贸易，所以香药成为漳州的土产。
再以漳浦县为例，进一步说明宋代漳州的经济发展状况。漳浦县在宋朝为望县，嘉定年间（1208—1224）本县民户有43383户，丁口为52163口，这恰好印证了前面黄桂说的“中兴以来，生齿日繁”之论断。是以时人认为，漳浦“俗厚讼稀，赋入饶羡，故为邑不劳而民富，旧以金名焉。士习趋下，贪夫狥财”，即有“金漳浦”之誉。南宋傅希龙《印石记》云：“漳浦之为邑，濒海枕山，居民富庶，虽号僻远，诚为乐土”，“开河以潮”，“流于溪而归于海”，“关成而路聚为一市，有亭可观，有桥可步，舟车之往来，商贾之出入，井烟繁阜，有无贸迁，万口同音”，这反映出漳浦县开河通潮后，交通便利、市场繁荣的景象，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外贸港口的条件。
另外，由于海上贸易的频繁，容易产生治安问题，所以宋朝廷在一些沿海“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设置了巡检，是以南宋李纶《淳熙清漳志序》载，当时“濒海有戍，始为盗设”。
宋代漳州的海岸线主要集中在龙溪县的海口镇（月港镇）、清远镇、峡里镇及吴惯、沐犊、中栅、漳浦县的黄敦、敦照、南诏场等。这些地方都有较好的海港条件。《嘉靖龙溪县志》记载了宋代龙溪县的港湾情况，指出大海在漳州州治东南，“其潮汐分三派，一自濠门海沧达于诸港，入于柳营江；一自泥仔乌礁许茂经通津门，止于西溪，分于浦头，至于东湖小港”。濠门海沧，即今厦门海沧区，应该是指今天龙海县漳州港一带，柳营江应在今江东桥附近。龙溪县的港口主要在海口镇（即月港镇），“本龙溪八九都地，旧名月港，唐宋以来为海滨一大聚落”，这说明月港镇在唐宋以来就是一大海外贸易基地。海口镇（即月港镇）为漳州东部咽喉之地，“圭屿在海中央，锁钥最重”；其海口镇（即月港镇），“外通海潮，内接淡水，其形如月，番舶凑焉”，这虽然说的是明朝的情况，但是其地形应大致不变。其岛屿有这些：浯屿，估计在宋元时期置有水寨；荆屿、梁屿两岛在宋朝时应有人居住；嵩屿，三面临海，岛上有居民，宋朝少主赵昺南逃时曾在此憩息，至明朝万历时仍有遗址留存；长屿则三面环海，岛上有居民居住；丹霞屿亦名圭屿，在“海口中央”，所以其地位很重要，称为月港之锁钥，其名称来自宋人晏殊（991—1055）《类要》：“海上有石，朝色如丹，暮色如霞，即圭屿也”；青礁有颜、苏二姓居住，也是一大聚落，宋代时“此乡科第最盛”；其他岛屿诸如钱屿、木屿、东镇屿、南镇屿、浮沉屿等等。
再看南诏场的海港条件。《万历漳州府志》所载的《诏安县志》中提及诏安县在宋朝称为南诏场，当时设有“临水驿”，“又为沿边巡检寨”，说明这个地方是属于沿海“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并引《前志》载其风俗云，“土瘠民劳，俗厌浮丽，商船浮海酿利，著姓耻于服贾”。南诏场入海口附近的岛屿有虎仔、南村、崎屿等。南诏场的潮汐情况，有一些不同的记载。根据明代《万历漳州府志》所属之《诏安县志》云：
大海在县南二十里，其潮汐分二派，一自铜山大京门入于五都，一自赤石湾玄钟门入于三四都。
这里提到诏安县的潮汐分为两派，即诏安县只有两处港湾，但是宋朝的南诏场与铜山都是直属于漳浦县的，因而实际上宋代的南诏场应该只有赤石湾玄钟门一处两派的潮汐。而清代《康熙诏安县志》所引的《旧志》云：
《山海经》独称“闽在海中”为岐海，漳海为天之东南隅，而诏安尤漳海之尽处也。诏之海有三派，一繇铜山所之大京门入于百浦走马溪止，一繇悬钟所北门港入经渐山汇于梅州上湖止，一繇悬钟南港入经卸石湾绕县治至甲洲止。
悬钟即是玄钟，后者只是把玄钟这一派的潮汐分析得更详细，实际上跟上文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沿海贸易港口来说，潮汐是海商们最需要掌握的水文情况之一，正如时人云，“驾舟洋海，虽凭风力，亦视潮信以定”。《嘉靖龙溪志》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候潮之法，以太阴每日所躔天盘子、午、卯、酉之位而定其消长。月临于午则为长之极，历未及申、酉则极消；消极复长，以至于子，又为长之极；自是至卯而消，复至于午而极盛。此其大较也。然月顺天右行，积三十日，始周天，每日临子、午、卯、酉四位时有先后，故潮因之亦有昼夜、蚤暮之不同云。
初一、初二、十六、十七，潮至在巳、亥二时；初三、初四、初五、十八、十九、二十，潮至在子、午二时；初六、二十一，潮至在未、丑二时；初七、初八、初九、初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潮至在甲、寅二时；十一、十二、二十六、二十七，潮至在卯、酉二时；十三、十四、十五、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潮至在潮至在辰、戊二时。（原注：已上俱《龙溪志》）
这段文字比较详细说明了龙溪县潮汐的测算方法以及测算后潮汐的具体时间。这里虽然说是龙溪县的情况，不过这个潮汐时间应该适用于整个漳州沿海地区；而且此虽为明代嘉靖年间所记，应与宋朝的潮汐水文大致相当。这种潮汐的水文情况对于宋代漳州海商等航海者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上文所说的《康熙诏安县志》还提及其《旧志》详细记载了漳州海洋潮汐的一些基本情况：
……潮汐者，长为潮，退为汐，匪朝至夕至谓也。……月临于午则为长之极，历未及申、酉则极消；月临于子则为长之极，历丑及寅、卯则极消。此以太阴之天盘论也。若每日之子午亦有潮退，每日之卯酉亦有潮至，至于八时皆然。……若昼潮大于春夏（原注：夜潮），大于秋冬潮之极，涨常在春秋之中，涛之极大则在朔望之复，则天地之常数，通四海皆然者。漳人之候潮也，夜则以月，昼则以时，于指掌中从日起时顺数三位，“长半满，退半尽”，以六字操之，无毫发爽。海上渔者于海啸则知风、海动则知雨，潮退则出，潮长则归。其方言云：“初一、十五，潮满正午；初八、二十三，满在早晚；初十、二十五，日暮潮平”。又云：“月上水翻流，月斜水伴月”。落水汐尽，潮则呼曰南流，上汐则呼曰北流落。至于驾舟洋海，虽凭风力，亦视潮信以定。向往或晦夜无月，惟瞻北斗以为度。至于口外之潮已平，而内溪犹长，则气盛而未收，俗所云“港尾水”、又云“回流水”是也，海口以潮平为度。其穿达支流仍以百里而缓三刻，不可以此而分迟速焉。大率潮之消长，每日而移一时，潮之大小八日而经一变。每岁则卯酉二月皆大，而辰戌二月为尤大。漳海之潮，与省会（即福州）、兴、泉不异。……
这段文字所记载的内容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海洋潮汐理论以及漳州海洋潮汐的实际情况与一些计算潮汐的简便方法。
综而言之，有了良好的港口条件、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熟悉的潮汐水文知识，宋代漳州海商就可以扬帆出海，进行海内外贸易了。
二、宋代漳州的海外贸易路线
国内贸易，漳州的海商一般可以北上本路的泉州、兴化军、福州，以及两浙路的温州、明州、杭州等地，甚至北达京东路的密州一带，南至广州一带，如明州被“海环三垂，东南皆大洋，北则巨港，东曰钱仓，南曰大睦，西南曰东门，皆蕃舶、闽船之所经”；密州板桥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包括漳州海商在内的福建海商应该不在少数。欧阳修《有美堂记》云，杭州湾有“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其中“闽商海贾”亦不乏漳州海商。
海外贸易，漳州海商的贸易路线一般有两条，北上高丽、日本，南达东南亚、南洋一带。最迟至唐代前期，就有蕃商来漳州进行中转贸易了。有漳州《图经》云：“唐嗣圣间（684），贾胡经此”，此地即为漳浦县之温源溪，“贾胡”应该就是来自外国的蕃商，很可能是陈元光设立漳州后大力招徕蕃商之影响。唐代中后期，福建的海外贸易也比较活跃，漳州海外贸易逐渐兴盛，漳州海商也应该开始放洋兴贩。五代十国时期，各地军阀割据，南唐保大十一年（953），来自南蕃三佛齐的李姓镇国将军“以香货诣本州卖钱”，说明漳州在南唐统治时期也是一大海外贸易港口。
至北宋前期，漳州海商已经比较活跃于海外贸易领域，“自来贩舶商旅藏隐违禁香药、犀牙”，北抵高丽、日本，如元丰元年（1078），神宗皇帝就指出，“福建、两浙有旧贩高丽海商”，南达“南蕃”，南蕃诸国有交趾国、占城国、宝瞳龙国、真腊国、登流眉国、蒲甘国、三佛齐国等，如南宋前期漳州海商黄琼父子就曾经“客贩南蕃”。
三、宋代漳州的海商及其经营模式
福建海商另外一个依托就是造船业。南宋高宗时期丞相吕颐浩（1071—1139）曾指出：“海舟以福建为上”，宋朝官僚们也知道，“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换言之，只要是船户都有可能是海商。至南宋时，朝廷要求船户入官籍，统一管理，必须“轮流差使”，服役时，船户当然不能出海了。
目前所见的史料中，有具体名字的漳州海商仅见一人，即黄琼，土肥祐子文中提及的林照庆应该是泉州海商，并非漳州海商。黄琼在绍兴三十年左右与父亲一道“商贩南蕃”，估计黄琼的父亲为都纲，黄琼为纲首，但是他们这一趟买卖不太顺利，可能在跟蕃人贸易时发生比较严重的冲突，其父死于异国他乡，船上所载货物被没收，黄琼“空舟来归”，未能给市舶司带来收益，债台高筑，根据法令，其海船必须变卖抵债。
从黄琼负债购货贩卖南蕃来看，漳州海商在资本不足时，必须靠借贷来满足自己资金的需求。当然，应该也有海商联合资本进行贸易。
四、宋代漳州海外贸易的产品
宋代漳州海外贸易的产品，输出产品主要以丝绸、茶叶、瓷器、铜钱为主，输入产品主要以香药、珠宝等奢侈品为主。
输出产品中，漳州本身也生产丝绸，龙溪、漳浦等地也有陶瓷生产，主要以黑瓷和白瓷为主。铜钱则属于走私品，宋朝周围高丽、日本以及南洋诸国大都通用中国铜钱，因而需求量比较大，宋朝廷一直把打击走私铜钱作为一项长期国策。如绍兴十一年（1141），尚书刑部规定：
诸舶船起发，贩蕃及外蕃进奉人使回蕃船同。所属先报转运司，差不干碍官一员躬亲点检，不得夹带铜钱出中国界。仍差通判一员谓不干预市舶职事者，差独员或差委清强官覆视。候其船放洋，方得回归。诸舶船起发，贩蕃及外蕃进奉人使回蕃船同。所委点检官覆视官同容纵夹带铜钱出中国界首者，依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法，失觉察者減三等。即覆視官不候其船放洋而辄回者徒一年。
刑部法令规定，出国船只与国外蕃船放洋时，必须经过本路转运司“不干碍官员一员躬亲点检”，确定没有走私铜钱之后，才能放行，如有违法，将受到法律处罚，但是处罚的力度不大，因而其实际效果不佳，铜钱走私仍然不绝。
输入产品中，主要是以香药为主，如南宋陆游（1125—1210）诗云：“海舶初通有药材”。宋朝廷规定了禁榷香药与非禁榷香药的种类：
凡禁榷物八种：王毒瑁、牙犀、宾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放通行药物三十七种：木香、槟榔、石脂、硫黄、大腹、龙脑、沉香、檀香、丁香、丁香皮、桂、胡椒、阿魏、莳萝、荜澄茄、诃子、破故纸、荳蔻花、白荳蔻、鹏沙、紫矿、胡芦芭、芦会、荜拨、益智子、海桐皮、缩砂、高良姜、草荳蔻、桂心、苗没药、煎香、安息香、黄熟香、乌樠木、降真香、琥珀。后紫矿亦禁榷。
这些香药种类繁多，需求量较大，商人获利较多，官府也能获得不菲的税收。
五、余论
通过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宋代漳州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市场发达，加上港口条件较好，人们已经掌握了较多的潮汐知识与航海技术，所以出现了不少专门经营海内外贸易为生的海商，贩运丝绸、瓷器、茶叶到高丽、日本与南洋诸蕃国，也从南蕃贩入各种香药，是宋代漳州商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宋代漳州海商人数不多，资本规模不大，还处于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