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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早期东南亚史和华侨史学者中，陈育崧是被公认的专家之一，虽然他是一个商人，却在业余时间专心历史研究，所累积的研究成果比当时一些大学教授还丰硕。
陈育崧（1903—1984年），福建海澄县白水郊边村，世居漳州城司徒街。陈育崧的祖父育有7个儿子，他除了留长子、三子在漳州外，其余儿子都出洋，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把东埠经商，逐渐发展成巨族。陈育崧的祖父晚年时，当时澄漳龙道陈凤翔为其居室题：“年高德劭，乡饮大宾”。陈育崧的父亲陈季随是三子，是漳州城诸生，却放弃科举之路，毅然渡海投靠兄弟，其实往来苏门答腊，首经马六甲海峡，寄泊槟城。陈季随仰慕槟城山水佳丽，就定居下来，并更名元机，号妙轩。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育崧出生在槟城乔治市。高堂漆下，家教甚严，陈育崧5岁就学完四子书，送修道院英文学习学习英文。1911年，诏安县陈少苏应邀到槟城任中华学校校长，陈育崧遵父命入该校就读。课余，陈少苏亲自授古文词章。第二年，9岁的陈育崧所写的作文，斐然成章。陈少苏曾以“千条柳暗溪边路”嘱，陈育崧回答说：“万点花飞雨外村。”陈少苏很高兴，心想“这个学生以后必定是我们文教中人。”1918年，槟城华侨创办华侨中学，陈育崧报名入学。不到二年，华侨中学因经费困难停办，陈育崧买棹北归，就读集美中学，旋考入厦门大学，1926年毕业，获文科商学士学位。厦门大学派他到新加坡陈嘉庚公司任职。
不久，英殖民政府招陈育崧为督学，督学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三州，前后达十年。他在任督学期间，提倡乡村教育，走穷乡僻壤，先后创办了多所乡村小学。他对教师关怀备至，有失业者就多方推荐而且资送上任。抗战兴起时，陈育崧念及新加坡华侨百万，却只有一所完全中学，心想再添办一所华侨中学，“一以济穷儒之失所，一以救后生之失举，善莫大焉”。他联络了几个好友，发起创办中正中学，率先慷慨捐资作为筹办费。中正中学开办后，入学的学生超过了原有的中学学生数，发起人无不佩服。
1937年七七事变，陈育崧因鼓励学生参加抗日运动，受到华民政务司卫威廉的指责，愤而辞职。他与友人创办南洋书局，任社长，从事出版事业，编印学校课本、南洋研究丛书、南洋杂志、马来亚少年报中英文版，并聘请许云樵为少年报主编。马来亚少年报是当时青年知识重要读物。不久，南洋书局扩大到槟城、吉隆坡、仰光、马六甲、雅加达等地，资本逾15万元。二次大战后，他又亲临上海，成立南洋编译所，校注出版南洋珍本文献，发行研究刊物《南洋杂志》，当时硕彦吕思敏、何炳松、杜佐周、李长傅、周予同、秉农山、夏丐尊、顾均正、顾吉刚等，都受过陈育崧的聘请，或协助策划、或为顾问，或为编辑。南洋编译所又得到暨南大学、中国科学社的支持，益具规模大量出版刊物，在东南亚出版业中别树一帜。
早在槟城华侨中学读书时，陈育崧就对许克诚开设的南洋史地课程很感兴趣，在厦门大学时，又师从毛夷庚学习南明史，有感于“东南半壁，所以延南明史者，率海外迁民之力也。”于是励志勤修，以研究南洋华侨史为己任，数十年如一日，曾游澳洲金山，访唐人街，得句云：“逃虎逃秦三百载，相逢莫问武陵渔：金山佬与南洋伯，侨史何人秉笔书。”陈育崧经商之余，从事东南亚史地和华侨史研究。1934年在《东方杂志》发表《海寇林阿凤考》，获得了学术界的重视。1940年，星洲中国南洋学会成立，虽然他不是发起人，也未参加大会，但在学会成立不久加入基本会员，并从第二届起，一直任理事，战后曾任正副会长多年。他先后在《南洋学报》发表多篇论文。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从暹罗南下，不久新加坡沦陷，发动大拘捕、大屠杀，名曰“检证”。华侨死者无数，横尸路上，日军又拘捕爱国人士，胁迫组织治安维持会。陈育崧独说：“我等侨民，寄人篱下，受治于殖民政府，未曾参与政事，何能维持一地一州之治安。”
陈育崧主张学术研究应该“马来化”，即本地化。他常说，研究南洋史，应当以本地为中心，又主张实物与文献互为佐证。据《星马人物志》记载：他“南走泗水，访施大娘俾那智墓于锦石；北游中国，竭渤泥国王陵园于南京雨花台，抚三佛齐碑于广州镇海楼；求琉球历代宝案于东瀛；于巴城得噶喇吧纪略；以考漳州府志著录之程日吤传；于吕宋、越南、暹罗普查本头公庙，以与星、马大伯公庙作比较研究，頩迁民南进史之横断观察；又以东南亚各地隗集中国贸易瓷器，视其分布之情形，获知东西洋划界与分野之范围，以夫中南市易之官营与民营对立之史实。”1959年6月，陈育崧在《南洋学报》发表《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将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在新加坡推行多项新政比喻为“韩之于潮，苏之于琼，朱之于漳，“意为左秉隆之于新加坡，正如韩愈之于潮州，苏东坡之于海南，朱熹之于漳州，都有文明开化之功。
1961年，东南亚历史会议在新加坡召开，陈育崧宣读广州出土的《三佛齐碑考》的论文，解答宋代注辈三佛齐史的悬案。后来在台北召开的亚洲历史学家会议上，他又宣读了《施大娘仔碑那智考》，说明旧港宣慰使施进卿与郑和的关系，阐明明代华侨对东南亚回化所发生的作用。这些观点都是当时研究学者所没有涉及的史实。1966年，陈育崧在新加坡《天马杂志》发表《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考》，阐述了1890年4月和1894年北洋水师两次正式访问新加坡的种种细节。这篇文章后来转载于《南洋文摘》，是研究清代中国海军史的重要文章。
陈育崧研究南洋史有独到之处，许多名学者路过新加坡，都会起拜访他。1975年，新加坡学者曾劝他把历年来所写的文章集成专书出版，可他一直不愿这样做。他的国学根底好，英文亦佳，写得一手尊敬的毛笔字，旧体诗也是拿手。他始终不忘收集有关中国与南洋的文献，收藏的书多，就把自己的书室称为“椰阴馆”。大部分藏书是在1920---1950年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华侨南来游记、华侨历史沿革、华侨教育发展、华侨信仰风俗、南洋历史等，都是他生平研究的课题，也包括刻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海国闻见录》和刻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厦门志》。海内外学者或学生向他请教或借书，他都乐于帮助。1964年，陈育崧把他收藏的一万多册书籍捐献给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这些书便成为该馆东南亚藏书的主要部分。
1966年下半学期，陈育崧应南洋大学之聘，出任讲师主讲“中国东南亚关系史”课程，后因健康问题改由李业霖代授。陈育崧历任新加坡大学文学院委员、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信托委员、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和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顾问、南洋学会名誉会长、暨南大学南洋研究所名誉编辑等，晚年还担任“澳星企业公司”和“合众制革厂”董事主席。1984年，南洋学会将陈育崧的文稿辑成《椰阴馆文存》三册出版，作为他八十寿之庆贺礼，无奈天公不作美，陈育崧竟然未能看到书的出版，于1984年4月1日在新加坡逝世。1987年，南洋学会又出版了《椰阴馆文存补编》。《椰阴馆文存》汇集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作品，主要是学术性研究文章，包括东南亚早期华侨历史的考据、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史研究、历史人物评论。在他和陈荆和合编的《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中有一篇万字序言，讲述有关新加坡华人和华社史。这部著作收集新加坡华人社团、庙宇、宗庙、学校碑铭共119篇，提供了研究新加坡侨华人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